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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彩神lv2024-09-23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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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解码兔年｜刘晓峰：东亚文化圈如何过新年？******

　　中新社北京1月25日电题：东亚文化圈如何过新年？

　　作者刘晓峰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只要拥有365天一个周年的认识，人类自然会逐渐形成迎接新年的文化传统。

　　不同民族拥有不同文化，其迎接新年选择的时间点和文化习俗各自不同。在古代东亚地区，中国是最大的文化发源地，源自中国的时间文化拥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当中国古代历法的影响进入东亚周边，中国种种辞旧迎新的年俗自然也影响到周边地区。所以，历史上相当长一段时期，东亚地区拥有很多相通或非常接近的新年习俗。同时，又因东亚各国与中国关系有远近之别，所受影响各自不同。

　　年是一岁之首。是年之始、月之始、日之始。正如中国《忙年歌》中所唱，“二十四，扫房子”，为了面目一新迎接新的开始，一场大扫除非常必要。在古代东亚，新年之前都有大扫除。忙年在东亚是普遍存在的年俗。《安南风俗册》就记载越南过年：“腊月中旬，四民远行陆续回贯，制办衣服，洒扫园堂，拂拭器皿，要事整洁……近除夕……弃旧灶于净处，易以新灶”。日本、朝鲜半岛和古代琉球，也都有忙年的习俗。

日本横滨中华街挂起龙形灯笼迎接中国农历春节。吕少威摄

　　扫除房间还包括赶走家里不干净的东西，这就是古代驱鬼逐疫的傩仪。用傩驱除脏邪厉鬼。通常认为驱傩在中国周代就有，《周礼·夏官·方相氏》云：“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以索室驱疫。”到汉代宫中行傩，则已经发展到方相氏率十二神及一百二十名“侲子”驱逐虎、魅、不祥等凶神(《后汉书·礼仪志》)。

　　日本成书于十世纪的《延喜式》记载，承担驱傩人物的阴阳寮要在十二月晦日黄昏，由官人率领驱傩的斋郎队伍等候在宫门外，入夜入宫中驱傩。追傩中使用弓矢。弓用桃弓，矢为蒲苇之矢。这和中国的驱傩非常接近，明显受到中国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岁时历法以干支纪年。在韩国，有一种占卜方法就根源于中国古代的干支文化。这是从正月元旦算起的卜年方法：从正月一日算起，把后面的十二天按地支的属相分为有毛日和无毛日。按照这一分法，子日的鼠、丑日的牛、寅日的虎、卯日的兔、午日的马、未日的羊、申日的猴、酉日的鸡、戌日的犬、亥日的猪都是有毛日，辰日的龙和巳日的蛇是无毛日。

　　如果元旦那天赶上有毛日，会是丰收年，如果赶上无毛日，就会是歉收年。新年后出现的第一个鼠日称上子日，农民们要到田里点火烧田；第一个牛日子称上丑日，本是农闲世界，但因为这个日子是牛日子，要多喂老牛一点黄豆，因为马上又要用牛帮人干活了；上寅日人们尽量少出门，特别是年轻的姑娘，如果这一天在别人家大小便，会给那家人招来虎患，这些习俗后来随着老虎越来越少也慢慢变淡了；卯是生，因此上卯日在韩国是一个祈祷长寿非常有效的日子。

马来西亚吉隆坡一商场内具有中国元素的春节装饰。赵胜玉摄

　　日本人的正月也有干支文化形成的正月节俗。日本正月有子日之宴，又有子日之游，这些据说都来自中国的古俗，可对于我们中国人自己，反而非常陌生。日本古代正月上子日有宴会，例称“子日曲宴”。天皇和群臣鼓琴弹歌，赐衣颁禄，过得很热闹。

　　再说过年放爆竹。爆竹是东亚新年的标配。过年放爆竹，中国放，韩国、越南也放，似乎只有日本不放爆竹。其实日本也放。只因为是最古老的爆竹，很多人不认识了而已。

　　正月十五元宵节在日本叫“小正月”，和“大正月”元旦相对应。日本人自明治维新以后，将原本属于夏历的传统节日，皆移于西历月日之下，所以日本人的“小正月”，就是每年元旦之后第十五天。因为直接采用西历，所以十五日并不能保证就是满月之日，在东亚的时间文化传统中，显得有点亦正亦邪。

　　但日本小正月有个与火有关的传统仪式，大多数地区管它叫“どんど焼き”(dondoyaki)，也有部分地区称之为“左义长”(sagicho)，日本小学馆出版的《日中辞典》把它译作“爆竹节”。

　　左义长的具体做法，是把竹十数根呈三角形架起来，用绳索捆住，上面再敷上干稻草以用于助燃。正中间则立一高竹，上悬扇子和钱。点燃时，儿童会围绕着火堆唱“トンドヤトンド(tondo ya tondo)”，民间非常流行的对这一习俗的称谓“どんど焼き”，即来源于此歌唱方式。

　　在日本，各地的左义长习俗也因地域文化特征各异而出现变化。比如，有的地方把一年之中写的字一同烧掉，据说这样可以变得会写字；有的地方借燃烧左义长的火烤饭团或粘饼吃，据说吃了一年不害虫牙、一年无病无灾；一些地方，左义长习俗还成了当地吸引游客的观光事项，被指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过年燃放爆竹，在中国南北朝已经成俗。《荆楚岁时记》记：“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春秋》谓之端月。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山臊长相奇特，一尺多高，只有一只脚，有让人生病的超能力，但非常害怕竹子烧爆的声音。根据这段记载，烧爆竹子惊吓怪物山臊，是古代中国爆竹的起源。日本的左义长，从时间和形式上都保持了爆竹的原型。燃竹之俗何时传入日本，惜文献阙如，不可考知。实际上，“爆竹节”的两个日本名字所模仿的，也都是竹子被火烧后空气胀破竹节发出的爆炸声。

日本横滨的华侨华人社团以舞龙舞狮的方式欢庆中国传统的春节。滕剑峰摄

　　东亚的新年，节俗万千，但其精神不外辞旧迎新、驱灾求祥的良好愿望。东亚地区曾共同使用过汉字的区域，被称为汉字文化圈。这里是接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地方，也是各种新年习俗和我们最近缘的地方。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过春节，有一项独特的民俗项目——“捞鱼生”。多人围一桌，从大盘里争先捞起鱼肉、配料、酱料，一边捞一边大喊“捞啊！发啊！”，愈捞愈高，寓意步步高升。鱼生，本源自中国广东，早年奔赴南洋落地生根的广东人，把鱼生带到新马一带。上世纪60年代，经谭锐佳、冼良、许国威和刘育培四位大厨改良，鱼生和各色配菜各式酱汁同食，边捞边喊吉利话，七彩缤纷、红红火火。

　　泰国传统新春“宋干节”，也叫“泰国泼水节”，与中国傣族泼水节类似。每年4月13日至15日。善男信女在寺庙拜完佛后，德高望重的和尚把渗有香辛料的水淋洒在其身上，以驱除邪气。信徒们再把香水洒于佛像和“宋干女神”，祈求新春如意。祈祷仪式结束后则是泼水狂欢，祈福来年繁荣好运。更有甚者把大象牵上街，向行人泼洒祝福。

　　相通的民俗历史文化，是东亚各国人们相互联系的纽带，也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共同文化基因，值得珍惜和发扬光大。(完)

　　作者简介：

　　刘晓峰，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日本哲学会副会长、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日本古代史专业委员会会长、北京市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从事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并努力开拓由日本、朝鲜、琉球、越南等组成的汉字文化圈回视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视野，在时间文化研究方面上着力最多。代表作有《古代日本における年中行事の受容》(日本桂書房)、《清明节》(中国社会出版社)、《东亚的时间——岁时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华书局)、《日本的面孔》(中央编译出版社)、《端午》(三联书店)、《琉球史论》(合著，中华书局)、《时间与东亚古代世界》(社科文献出版社)等。

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作者：李迅雷（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3年经济工作要从战略全局出发，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一提法非同寻常，充分说明中央对于发挥消费在稳增长中的基础作用给予高度重视。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消费对稳增长的重要性，如何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如何发挥好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我认为，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显得非常重要，为此从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三大部门的利益分配体制机制改革的角度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增加国家财政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力度，稳步提高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依据国家统计局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的数据加以汇总，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历年来都在45%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大约为60%，这是我国消费对GDP贡献相对低的主要原因。最近发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也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近两年来政府通过减税、降费或退税的方式来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支持企业发展，实际上就是政府部门向企业部门转移收入。从目前看，尽管这一方式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的状况，说明“授人以渔”的方式，受到了“鱼”（需求）不足的约束。不妨采取“放水养鱼”的方式来改进，即政府部门向居民部门转移收入。

　　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收入转移：一是定向转移，即定向给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支付，如增加低保人群收入补贴，确保他们不返贫。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如用财政资金加大填补社保第一支柱缺口的力度，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等二、三支柱的体量。三是实现普惠制，考虑到地方财政的困难，建议2023年中央财政发行1.5万亿元特别国债，发放消费券。

　　第二，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底气。二十大报告提出，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为居民部门提供新的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这就需要政策支持资本市场发展，在当前权益类资产的估值水平总体偏低的情况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积极鼓励机构投资者的长期资金入市，在高水平开放政策下提高外资的入市比例。《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中还提出，要完善股份制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完善股票发行、信息披露等制度，推动资本市场规范健康发展。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增加居民投资收益。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

　　第三，积极倡导第三次分配，改善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我国居民收入结构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过高现象长期存在，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富裕群体捐款非常必要。我国目前社会捐款规模占GDP的比重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差距非常大，故发展空间也很大。通过促进第三次分配规模不断扩大的方式，可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

　　总之，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在防疫政策优化的背景下，不仅能够改变需求收缩的现状，还可以提振信心、扭转预期转弱局面。国家把更多的财政资源向居民部门倾斜，比向企业部门倾斜更符合底层逻辑，更有利于稳增长的可持续性。目前，我国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仍在40%左右，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未来要实现“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的目标，建议未来最终消费对GDP的平均贡献上升至65%—70%，资本形成对GDP的平均贡献下降至25%—30%。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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